做环保的人总觉得自己生活得不自在，似乎周围有无数双眼睛在监视着：“你不是宣传环保吗？看看你自己是不是在实践自己宣传的生活原则！”从这种意义上说，环保人士更是一种试验品和样品，通过自己的行动向大众展示：过一种绿色的生活。

　 然而事实可能会有差距。

　 样品一

　 奚志农

　 和许多致力于环保宣传的人一样，奚志农的经历有点传奇色彩，用他的话说；“我因为猴子离开云南，又因为猴子回到云南。”他的理想是让金丝猴成为云南这个动物王国的国王。

　 “我是个比较极端的人。”奚志农说。他坚决不喝所有用塑料瓶盛装的饮料，包括矿泉水。他对目前比较流行、大众认为比较卫生的一次性纸制品容器也深恶痛绝：“这是最不环保的用品，为了能够装液体，纸容器里面要再压一层塑料膜，这就使得本来可以降解的材料变得难以降解。”奚志农所到之处，如果没有可重复使用的杯子，宁愿渴着。这曾让面对他的许多人尴尬。

　 由此及其他，购物时他用的是随身携带的包，废电池都攒起来，从不乱扔废弃物，每张纸要两面用完才丢，不多使用一丁点能省下的能源……

　 这种近乎苦行僧式的生活也会让人生畏。他的朋友在夏天不大到他家去玩，因为他从来不用空调。外出时，他尽量乘坐地铁或公共汽车。需要打车的时候，他要和司机商量能否开开车窗关掉空调。

　 奚志农没觉得自己的日子带有禁欲的色彩：“我可能比较呆板，但这并不是受苦，我只是不那么奢侈地过日子。当然不能回到原始生活状态，可是现有的生活足以让我过得很好的时候，为什么还要求更多呢？许多环保习惯是举手投足就可以做到的事。

　 “更多的时候，我不能要求别人，只是希望别人能从我的行动中看到日常生活中的环保并不困难。”

　 从北京再次回到云南后，依靠世界自然基金会的资助，奚志农和妻子成立了一个名为“绿色高原”的环保组织。他正在举办环境教育培训班，给当地人上环保课，改变他们的木头财政的观点，还帮助当地人降低盖房子的木材使用量，保护金丝猴赖以生存的原始森林。

　 样品二

　 杨欣

　 与奚志农反奢侈的环保相比，杨欣从事的则是“奢侈的环保”。从1986年参加第一次长江漂流开始，到1997年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可可西里索南达杰保护站上空升起，长江源头生态保护工作使杨欣一步步认识到这是件花大钱的事。

　 “我想我的保护站的经营模式可能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他神秘地一笑，“我们没有国家拨款，没有捐资，我们靠卖书赚钱。”

　 在想出卖书筹资建保护站这个点子之前，杨欣整整努力了一年，但仍所差甚远。迫不得已，杨欣回忆自己10年来长江源头考察和探险的经历，完成了《长江魂》的写作。用将来的售书款作抵押，杨欣从香港“地球之友”借款订购建保护站的特种材料，在亲友中招募身体好、技术好的建站志愿者。1997年9月初，这些志愿者自带帐篷、棉被、锅碗和米面，押运着建筑材料，从全国各地到达可可西里东侧，开始了保护站的施工。

　 为归还建保护站的借款，完善保护站设施，杨欣捧着《长江魂》到各地演讲和义卖。书的封面上写着：当你拥有这本书的同时，你已经为长江源的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献上了一分爱心，本书的销售及义卖收入将全部用于长江源头第一个民间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站的建设。

　 “靠卖书筹措资金开始是权宜之计，但是我越来越发现这种做法的好处，通过演讲和义卖，我找到了许多拥护者和支持者，也让更多的人了解了长江源的生态环境现状。许多人一买就是十几本几十本，还有的拿去捐给学校的图书馆，他们不只是为保护站捐资，而且要以此去教育更多的人。”

　 更多的人开始关注长江源的生态状况，使得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的二期工程一年后顺利开工，各地技术人员和大学生志愿者在原有的房屋的基础上，增建了60平方米房屋，竖立起12吨重、28米高的嘹望塔，还有800瓦的风力发电装置、太阳能取暖装置等附属设施，“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成为长江源最夺目、也是长江源生态环境保护的标志建筑。”杨欣说着，眼里闪出兴奋的光。

　 《长江魂》之后，杨欣和同伴们又出版了一本《长江源》画册，以图片方式展示长江源的过去和现在。“我很怕有人会认为保护站是一个营利机构，但实际上，作为书的作者，我自己分文未取，都用来维持保护站自身的运作以及向路过的游客免费散发的宣传品。”

　 “是的，很多时候我在面对别人的时候也有矛盾，因为环保工作给人的印象是不求回报的，然而保护和维持一个已被破坏的生态环境所需的经费是巨大的，既然国家的能力有限，我们就要依靠自己的力量。”除了对保护站的投资和加强对长江源保护的宣传，杨欣说他几乎没有别的业余爱好，吃饭从不多点菜，一次出差，一次性的杯子用了10天。

　 样品三

　 哈希·扎西多杰

　 扎多不是一个专职的环保人士，他的职务是青海省治多县索加乡党委书记。在此之前，他曾是索南达杰和扎巴多杰最坚强的野耗牛队战友。但是，他还有另一个更加喜欢的职务———“索加乡生态保护管理委员会”会长。这是他自己创办的民间环保组织，会内职务由乡和村的干部担任，他希望能把环境保护工作和日常的行政工作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在保护的同时发展，在发展的同时保护。”

　 扎多开始萌发这种想法只有一个原因：对这片土地和生活在其中的人的热爱。扎多很小的时候就成了孤儿，村里的人家每人省下一口饭把他养大，送他到西宁上大学。“我不能舍弃这些养育了我的人们，但他们的生活环境越来越差，牛没有草吃，人没有洁净的水喝，大家看着东部地区的人过上了现代化的富裕的日子，想不通为什么自己连吃口饭都这么困难。”

　 索加乡处于可可西里边缘，高海拔，空气稀薄，生物多样性差，生态环境脆弱，交通不便，社会环境闭塞，能听懂汉语的人几乎没有。“索加乡就在人可生存和不可生存的交界地，我对你说那里的事或者对那里的百姓讲北京的事都是根本说不通的，那里的人以为北京也和我们索加一样，遍地都是草，远望就是山，满眼都能看到牛羊，这个时候你对他讲生态讲环境，他们想不明白。”

　 但是，大家都看到的是，原来牧草茂盛的地方一片荒芜，原来水源丰美的地方已没有洁净的水能饮用，现在的孩子对成群结队的野牦牛和藏羚羊已没有记忆。藏民是信佛教的，他们不能从自身的生活方式中找到问题的根结，他们只是很恐慌，觉得这是一种报应或者将有大难降临。

　 “但我就能把这其中的弯弯儿给他们绕明白。”扎多自信地笑。

　 “对于索加来说，杯子呀筷子呀都没有意义。这里最重要的是土地，是动物。要知道，专家说我们索加仅有的可生长植物的土层是经历几万年才形成的，一旦破坏了根本无法修复，而这里仅有的几种高原动物更是到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所以，我们一旦要发展，事先就要把环境考虑进去。我们的乡村公路都要绕着保护区走，我们的牧民都知道绝对不允许捕杀任何野生动物，我们还在制订下一年的发展计划，打算成立当曲河流域多样性工作保护站，然后把我们这里发展的经验告诉高原上其他地方的人们。”

　 扎多不好意思地笑了：“你问我自己的生活，我倒宣传了半天我们的生态管理委员会。可这些，就是我生活的全部。我还是第一次到北京来呢！”